下联是新时代伴我走进新生活

2016-11-13 05:03

债啊!”

国知,我的好战友、好伙伴,你虽然离开了我们。但是,一栋栋建起来的新房,就仿佛是你挺拔的身躯,永远屹立在高山人民的心中!

由于工作劳累,周国知的病情越来越重,多次昏倒在山路上。有一天,他倒在了一片树林里,被一位挑水的妇女发现,这位妇女急忙喊来正在栽烟的乡亲们,把周主任叫醒扶起来,国知休息片刻,又匆匆上路了。这天下午4点多钟,他才离开茅屋户往家里走。一段不到4华里的路程,他却用了近4个小时。回到家里,他的妻子前几天因患病还住在乡卫生院,在家的女儿周莉见爸爸面色苍白,大口大口喘气,急忙为爸爸煮了一碗鸡蛋面,可是他腹部疼痛难忍,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。第二天一大早,女儿以为爸爸会休息一天,可是国知仍然又拄着一根木棍上路了。

谢谢大家!

现在,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民政办公室里仍然摆放着两张办桌,一张是我的,一张是国知的。国知的桌子上面仍然摆放着一面鲜红的国旗,还有他那个喝水的杯子。我每天上班,都要把张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,再为国知的杯子装上水,好像国知仍然还在我的身边。

我们恩施自治州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,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,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,但由于多种原因,到2002年底,全州仍有5000多户农民还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屋里。2003年3月,州委州政府决定,把“消除茅草屋,让特困群众住进新居”列为当年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,并要求在12月1日建州20周年前完成。我们椿木营是宣恩县最为高寒偏远的一个乡。当时,尚有100余户茅屋户,而且这些茅屋户大多分散在环境最偏僻、最恶劣的地方。让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都住进新居,该是多么艰难啊! 3月中旬,乡里成立了“消茅”工作领导小组,周国知担任办公室主任。说是办公室,实际只有他一个人。由于“消茅”工作政策性强,必须做好摸清底数、拍摄资料、登记造册等基础工作,才能制订出选址、设计、施工等具体的实施方案。而这些工作哪一项都需要周国知亲自去做。当时,我不禁为这位老战友捏了一把汗。有一天遇见他,谈起“消茅”的事,周国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:“这是个改变穷困面貌的大好时机,我不把它做好,对不起上级,也对不起群众啊!”但谁也不知道,此时的周国知已经是重病在身。从接受任务第一天起,他就肩挂照相机,带着黑雨伞,背着手电筒,不分昼夜,不论晴雨,一步一步、一户一户,往返于散落在高山峻岭、村村组组的茅屋户之间,传递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怀。 .

茅屋户彭雪峰从过去的牛栏棚搬进了新建的砖瓦新房,他70岁的老父亲感慨地说:“要不是周主任,我这辈子恐怕很难住上新房了!”

已搬进新居的胡柏春为感谢周国知,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这样一副对联:上联是“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”,下联是“新时代伴我走进新生活”,横批是“党施善政”,道出了所有茅屋户的心声。

国知去世后,我牢记他的嘱托,继承他的未尽事业,在去年12月1日前,使全乡“消茅”工作圆满完成,127户、375人部告别了茅草屋,搬进了新居。

周国知病重期间,我多次去看望他。在他去世的前几天,受乡里的委派,为仙准备后事.这既不能给国知讲明,又不好与他家人商量.我先是陪他坐了一会,用手摸了摸他肿起的胸和枯黄的双手,一边和他谈起过去的往事,一边打量着他屋里的布置.心想,这么好好的一个人,一个与自己相处几十年的好同事,我观在就要为他安排后事,真不是滋味。我就强忍着悲痛,一直陪他坐着、坐着.他对妻子说:“你出去给他们弄点饭吃吧,我和老魏说一下话.”他深情地刘我说:“老魏,我俩都是上生土长的,又是搞民政的,民政工作是个过细的活儿,要做好不容易,你要有耐心。”接着,他伸出一根指头,对我说:“我最多还能再活10天,有些事情我还要给你讲一下:民政办放救济被子的地方有些潮湿,你回去后一定要把被子晒一下,如果霉坏了,我们可就对不起老百姓了.还有我放心不下胡柏春的房子,我没有帮他到最后,我心不安啦—.”说着说着,他的泪水流了一脸,望了我很久,接着又缓缓地说道:“为了我和老婆治病,家里把猪卖了,还欠了不少债,往后他们母子三个,还请你抽空关照一

2003年6月和8月,已是肝癌晚期的周国知先后两次住进了县医院。可他对父老乡亲们的那份牵挂,“消茅”工程尚未最后结束的那份歉疚,仍萦绕在心头。乡亲们得知国知住院的消息,不顾路程遥远,有的甚至走上百多里山路,去医院看望他。他们带来的虽然只有几个鸡蛋、几斤面条,可表达的是对亲人的一份关爱、一片真情!当时已卧病在床的国知含着泪,一一询问着他所牵挂的人。他问“消茅”户的党参长得好不好,新房盖到什么程度了?受灾的贫困户生活有没有着落……杨柳坨村的何泽贵直到观在还逢人就讲:我去看周主任时,仙病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可他还在问消茅户何云成家的瓦盖上没有’

有一天,周国知清早五点钟就起床,他约好这天和杨柳坨村村主任熊昌余到最偏远的四组8个“消茅”户家拍摄资料。说是一个组,却分散在好几道山梁上,方圆有十多公里。他俩翻山岭,趟水沟,又累又饿,来到最后一家茅屋户袁玉双家门前的山脚时,已是下午4点多钟。此时,国知的腹部又开始剧烈疼痛,熊昌余看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,就劝他今天不要去袁家了。国知说:“不能拖啊,我们拖一天,茅屋户住进新居就要晚一天啊!这是最后一户了,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!你先上去打个招呼,我歇会儿就来。”熊主任去了袁家后,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国知上来,就和袁玉双一起去接,只见国知还躺在石板上,双手死死地顶着腹部,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,他俩搀扶着瘫软的国知一步一步来到袁家。国知有气无力地说:“熊主任,我实在没有力气拍照了,我教你,你去拍一下吧!”袁家做好晚饭,国知虽然很饿,可怎么也吃不下,只是勉强喝了半碗汤。这一天,国知步行了近百里山路, 回到乡政府, 已是晚上12点多钟。第二天清晨,熊昌余去看国知,可国知早已不在寝室,他为“消茅”的事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。

我叫魏光荣。周国知同志病重期间,我接替了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员的工作。我和国知是同村人,从小在一起,后来又先后参军入伍。退伍后,又同在家乡椿木营工作20年。20年来,我和他四次轮岗换位。相同的履历,特殊的经历,使我们俩结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。

勾腰坝村七组的胡柏春是椿木营乡的特困户之一,国知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“消茅”联系户。胡家几年前举家外迁,不料妻子水土不服,重病三年后又重回椿木营。一家三代六口人,只好挨着烟叶烤房搭个竹棚安身。为了解决好胡家的“消茅”问题,国知不知跑了多少趟。5月8日这天,他又一次来到胡家,商量完胡家建房的事,主人热情地留他吃饭,盛情之下,他只是喝了一点稀饭。离开胡家后不久,国知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,只能走一走,歇一歇,最终昏倒在一片潮湿的草地上。直到三个小时后,才被一个过路的哑巴发现,大家急忙找来被子,扎成担架,把国知送到了村委会。

挖断山村是全乡最贫困的村。这天,周国知来到这个村召开“消茅”会,会上,大家提供的“消茅”对象不到20户。国知根据多年掌握的情况,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准确,决定亲自去一户一户核实。第二天,他捂着疼痛的腹部,撑着木棍,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,用4天时间走完全村,果然又查出了4个遗漏的“消茅”对象。他说:“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个茅屋户的切身利益,必须仔细仔细再仔细,如果漏掉一户,就等于欠了老百姓的一笔

下—.,”他说不下去了,我的心也被揪疼了,“老周,你只管好好养病,这些事你就放心吧[”我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掉下来,再也没法与他谈下去。那里知道这次谈话,竟成了我俩的永别!

国知就是这样强忍着病痛的折磨,在6月初按时完成了“消茅”的前期工作,登记卡、合同书、进度表、付款通知单等,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、十多斤重啊!我为他粗略统计过,两个多月来,国知以一个重病之躯,为“消茅”工作一步一步走过的山路,竟达1500多公里,从而落实了127家“消茅户”的建房问题。国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完成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。乡亲们都说:“我们的周主任,是为我们累死的啊!’’

周国知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,把党的事业、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天大、比命重。

“消茅”工作开始后,我们就有一个多月没见面,我总想找个机会和他聚一聚,吃顿饭。五月初的一天,‘天正下着大雨,那天是我们村里一位老人的生日,我在回村的路上,碰到了正在收集“消茅”资料的国知,只见他浑身湿透,满脚稀泥。当时我拉他一起去祝寿,也顺便看一看家里。但他推开我的手说:“没办法呀,你帮我带点人情去,我还有十多户消茅户没跑完。”说完,消失在大雨之中。

我和国知在一个单位上班,但见面的机会却不多,偶尔见到一两次,他也总是那么匆匆忙忙的,一身的疲劳,满脸的倦容。